●五四運動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德國敗北。翌年一月十八日,戰勝國舉行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分與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以及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孰料,巴黎和會在列強操縱下,拒絕中國要求,並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準備簽字,引發民眾激烈反對。
五月四日,為抗議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不當處置,北京三千多名大學生以「內懲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這場原本訴求單純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不經意間引燃一場驚天動地的「新文化運動」之火,胡適順勢成了「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開創者,以及自由主義思想的火種傳播者,對中國近代文化的啟蒙烙下了影響深遠的印記。
●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時,胡適並未現身參與學生們的抗議活動,而是在上海接待他的指導教授——約翰‧杜威博士來華講學。不過胡適推動的「白話文運動」卻因緣際會藉助「五四運動」的推波助瀾,掀起漫天的風潮。胡適為何成為首舉義旗的「白話文運動」急先鋒?這得追溯到他留美時期。
一九一五年九月,胡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攻讀博士,常與留美同學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唐鉞等人討論文學改良問題。一九一六年二、三月,胡適在留美日記裡強調他在「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
「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要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引文中,胡適所言「一個時代活的工具」,指的便是「白話文」。之後,胡適再將他有關「文學革命」的思維深化,成為著名的八項新文學思想主張:{1}不用典。{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5}須講求文法。{6}不作無病之呻吟。{7}不摹仿古人。{8}須言之有物。並向當時頗具社會影響力的《新青年》月刊投稿。胡適的主張獲雜誌主編陳獨秀激賞,隨即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以〈文學改良芻議〉為名刊出,引起社會廣大回響。胡適並在陳獨秀力荐下,同年七月獲聘返國於北京大學任教。
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全力支持胡適以白話文改革文學的作為,讓胡適信心倍增。次年四月,胡適又在《新青年》雜誌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是他在五四前夕最有系統的表達對新文學運動的意見。文中把「八大主張」概括成四項要點:
{1}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2}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3}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4}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胡適又提出兩項明確的論點:「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些革新主張相當程度動搖了中國文學發展以來以文言為正宗的傳統觀念,並樹立以白話為正宗的嶄新觀念,指出新文學運動的方向。胡適以白話文推動文學改革的論調,不僅獲得陳獨秀的讚賞,魯迅、周作人、沈從文、郁達夫等知名文人也都接續應和,以白話文創作小說、詩歌、散文等,且迅速造成風靡。
而「五四運動」的持續發酵,並與白話文學革命兩相交纏、激盪,也讓白話文學有了更加豐富多元的表達內容;繼之而起的新文藝運動、新思潮運動,以及各種新的政治運動紛至沓來,白話文儼然成為最佳的宣傳及溝通工具,中國文化面貌遂因此揭開了新頁。
胡適不僅對推動新文化運動不遺餘力,還將西方的「自由主義」引進國內,提倡科學思想,反對武斷迷信,講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以及「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的處世之道,並終生奉行。綜觀胡適先生在學術上所做的種種努力,後人尊稱他「中國近代文化的啟蒙者」,可說名實相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