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到民初，辛亥革命雖然改變了中國的政治體制，但在接連的軍閥爭戰中，民主憲政、科學建設，根本無從實現。

科舉制度雖已廢除，但文學和教育仍背負著文言文的包袱，當時雖已引進西洋的「新學」，還是用「古文」來翻譯，報刊寫的還是文言文章。全國的教育與傳播，在舊文學、舊思想的高牆裡，難以普及，全面的思想改革更是困難。這時，一位還在美國的留學生卻以他的遠見發起了一場「文學革命」。後來，他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又啟動了更震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他推展了白話文學，促進了國語教育，不但影響中國的學術界，更傳播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潮。他，就是胡適。

胡適給人的印象是溫文儒雅的，在他強力批判的文字背後，卻站著一個和藹可親的學人身影。他的迷人之處，在於對知識層面上的執著精神，對事的遠見與圓融，對人的細心與寬厚，這些都是歷代學人中少有的品格。他算不上達官顯要，更非政商名流，但當他病逝時，送葬的百姓居然有三十萬人之多，大家為的只是不捨一個好朋友的故去，因為他是大家永遠掛在嘴邊的「我的朋友——胡適之」。

他一生的成就，從他謹守的四句名言中可以得見，那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

胡適常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他論學涉及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民俗學、宗教等領域，有的是「但開風氣」，有的是「卓然有成」。能在如此多的領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或發生重要影響的學者，實在非常罕見。

胡適最喜歡談他的思想，他總是強調他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響。他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而從「懷疑到求證」的思想原則就演變成胡適的治學方法。

他總結清代樸學的精髓，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又說：「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於是他強調，凡事要「拿證據來」，「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而在證據不充分時，千萬不要輕下判斷。他說：「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這是胡適一貫的「證據到那裡，立論才到那裡」的思想原則。他甚至認為，做考證工作有如法官斷案一般，他提出：「做考證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務有法官斷獄同樣的嚴重，他的方法也必須有法官斷獄同樣的謹嚴、同樣的審慎。」

為此，胡適特別提出：「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嗎？有作證的資格嗎？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第二要問，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哪一點？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如此嚴謹而審慎，立論方才能站得住腳。

在三○年代胡適指導羅爾綱時，曾對他說：「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裡去。」這又是他常講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胡適畢生再三強調：「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這個「科學方法」說來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他幾十年寫了許多文章，苦口婆心的談論這個方法，他說：「『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作。」胡適之所以有今日的學術成就，可以說歸功於這個方法；這也是胡適的重要思想原則。他一生要金針度人的，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十個字。